20世纪法国哲学家加斯顿·巴舍拉认为，科学的社会维度可以通过仪器的使用来展示。科学仪器的部署不仅需要生产者和技术员的调度，还需要建立整个实验界都同意遵守的规范和标准。化学家们的纯化工作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事实产生所需的社会资源，纯化过程成为巴舍拉所称的“现象技术”中最重要的化学技术。
纯化技术是当代科学突出的社会性质的最好证明。纯化过程和工艺的开发需要各种反应物的参与，而这些反应物的纯度需要通过某种社会保障来担保。如果哲学家们能意识到生产纯品物质所需的当代工艺处理技术，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个过程是肤浅的。他们会很快意识到，纯化过程不是一个人的活动，而是需要一条生产线和一系列纯化操作的。实验室加工厂已经成为当今的现实。
19世纪，实验室加工厂首次在某些欧洲大学中设立，学生们接受分离和纯化技术的培训。德国吉森的实验学校是第一家实验培训性质的学校，由尤斯图斯·冯·李比希于1830年创建。李比希让学生接受高强度的实践训练，几十名学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同他并肩工作，通过不断练习将最复杂、最需小心谨慎的操作变成常规操作。这种组织模式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各国传播开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和学院都采纳了这种模式。实验室成为由不同等级人员构成的集体空间，包括实验室领导、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所有运行都按照合理化和日趋固定的劳动分工系统进行。大学和技校的实验室为未来在工业或民用服务业谋职的学生们提供学徒职位。
随着实验室逐渐成为财富的社会空间，它们也变成了由国家、企业或有钱人资助的官方机构。有钱人常以实业家基金的形式给予赞助。因此，化学在19世纪末西方世界范围内的知识重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科学不仅成为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在实践科学，目的是提高技术效率、在商业界获得经济掌控权并增强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实验室学校培养了大批接受科学训练的劳动力，他们精通复杂的分离和纯化技术。这些学校的成功对于技术和工业港透到传统的大学系统中具有很大的贡献。同时，在19世纪末，特别是在合成染料工业背景下，企业研究型实验室的数量成倍增长，加强了实验室作为知识探索和技术探索空间的双重使命。实验室整合成一系列研究所，发展方向定位技术创新，将工业生产的方法和价值融入到实验室的科学构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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